末代“帝师”眼中,从慈禧太后到伪满洲国的中国近代史

时间:2020-05-14 10:21来源:http://www.pachosting.org.cn 作者:股票配资www.pachosting.org.cn 点击:

[英]庄士敦 著 高伯雨 译注

庄士敦回英国后,依其在中国的资历,完全可以继续外放当一个殖民地总督,但他曾用“林兆阳”的中文名字写文章得罪了教会,后来被查出真实身份,只好去伦敦大学做中文教授。钱钟书留学英国时,还受过他的指导。

学者赵珩认为,庄士敦对溥仪的感情超过溥仪对他的,因为溥仪作为皇帝毕竟还是俯视的心态。

对溥仪和日本关系多有辩解

庄士敦其实对清朝灭亡的原因也很清楚。在写到内务府时,他详细记录了自己所见所闻的内务府之腐朽、贪婪,认为这一机构在王朝统治的瓦解中扮演了关键角色;他也花了很多笔墨,描述八旗贵族的昏聩和无能。

庄士敦还一直称溥仪为“我的龙”。溥仪被逐出紫禁城后,民国政府的工作人员在养心殿发现一个箱子,里面有些文件表明,庄士敦曾奔走于英、美、日等国使馆,试图游说外国政府帮助其复辟。

溥仪英文手写稿

1924年,溥仪被冯玉祥驱逐出紫禁城,在醇亲王府短暂停留后,庄士敦找到日本公使芳泽,随后溥仪进入日本使馆。次日,芳泽对外界宣布“容留”溥仪。庄士敦解释,当时他找芳泽的原因是觉得在诸多外国公使中,只有日本公使最愿意给予“有效保护”。当溥仪在日本公使馆的情况被美国杂志曝光后,庄士敦又说,这是因为外国公使馆有“好传统”,面对“受欺压的民众,出于人道断然不会置之不理”。

庄士敦进入紫禁城后,给久居深宫的少年溥仪打开了一扇完全陌生的大门,他对溥仪竭诚尽忠,倾其所知相授,除了英文,还教西方历史、生活风俗、自然新知,也讲当时刚刚结束的第一次世界大战,甚至把《新青年》带进了“禁宫”。受庄士敦影响,溥仪开始穿西服、剪辫子。

而高译本的注疏,一直是所有译本中最丰富和详细的,这得益于译注者掌故大家的身份。高伯雨,原籍广东澄海,1906年出生于中国香港,和溥仪是同庚。祖上在香港、东南亚经营南北行生意,家底丰厚。

溥仪庄士敦末代皇帝高伯雨紫禁城的黄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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庄士敦与溥仪、润麟在养性斋楼上

1938年3月6日,终身未娶的庄士敦去世,享年64岁。

作为“最后一位掌故大家”,高伯雨对晚清民国的遗闻逸事都十分熟悉,上世纪30年代还曾在北平长住。1934年,高伯雨在英国报纸上看到《紫禁城的黄昏》一书即将出版的消息后,就从北平写信到上海的别发书店(20世纪上半叶中国最大的外文书店之一)订购。1960年代,高伯雨为了“揾食”而应约翻译该书时,因为熟悉书中提到的历史人物,还见过当时围绕在溥仪身边的遗老陈宝琛、金梁等,整个翻译过程非常顺利,堪称“运笔如飞”。

1918年,溥仪的老师徐世昌要出任民国大总统,需要再找一位“帝师”。经李鸿章次子李经迈推荐,徐世昌代向英国使馆交涉,聘请“中国通”庄士敦担任溥仪的新老师,并于次年赴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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溥仪灵魂中的重要部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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溥仪在《我的前半生》里说,对他影响最大的师傅首先是陈宝琛,其次是庄士敦,并说庄士敦“已经成为我灵魂中的重要部分”。

但是,这位“苏格兰老夫子”身上又有保守和迂腐的一面。溥佳回忆,他对中国封建官僚的派头极为欣赏,愿意别人叫他“庄大人”。溥仪则说,1922年他大婚之日赏赐了庄士敦“一品顶戴”后,庄士敦专门做了一套清朝袍褂冠带,在西山樱桃沟别墅溥仪写的“乐静山斋”匾额前拍照,广赠亲友。

《紫禁城的黄昏》自问世以来,就是讲述晚清民国历史的经典作品之一。意大利大导演贝托鲁奇拍摄一举囊括9项奥斯卡奖的《末代皇帝》时,也是以其为原始架构,再主要参考《我的前半生》。

庄士敦先是为港英当局服务,做过香港总督府秘书、辅政司助理等职。后来被派到威海,一待就是13年,最后升至威海卫行政长官。

电影《末代皇帝》公映后,庄士敦的知名度陡升,《紫禁城的黄昏》各种译本接二连三出现。据不完全统计,截至2019年,至少有8个简体中译本。其中,只有译林出版社的版本加了部分注释,多少有助于了解中国近代史上这段“城头变幻大王旗”的乱局。

根据《伯尔尼公约》,文学艺术作品的版权保护期限定在作者有生之年与作者死后50年内,此后,便成为全人类共有的精神财产。《紫禁城的黄昏》自1988年开始成为公版书之后,中国内地马上就有了译本——首家推出中文简体版的,正是再合适不过的“紫禁城出版社”,时间是1988年4月。

实际上《紫禁城的黄昏》写于1934年,此前已经发生了“九一八事变”,庄士敦在中国生活了这么多年,日本人接近溥仪的真实目的他不可能不知道。因此,高伯雨说庄士敦为溥仪引荐芳泽,“此举可谓害尽溥仪一生”。

《紫禁城的黄昏》在伦敦出版后引发轰动,短短三个月内就再版了三次,成为当年的畅销书。庄士敦用出书所得稿费买了一个小岛养老,并专辟一个房间陈列溥仪赏赐他的礼物,以及他的清朝朝服、顶戴等。得知溥仪在东北建立了伪满洲国后,他很高兴,特地在小岛上挂上一面伪满洲国的“龙旗”,以表示对“皇上”的忠诚。

说起庄士敦(Reginald Fleming Johnston),电影《末代皇帝》中有个经典场景:溥仪在天津码头为他送别,乐师在后面用二胡、笙、阮等乐器演奏苏格兰民歌《友谊地久天长》。

上海人民出版社·世纪文景×活字文化 2019年10月版

《紫禁城的黄昏(评注插图本)》

从被慈禧太后指定为皇帝那刻开始,溥仪的命运就被决定了。虽然贵为皇帝,但终其一生都是千年未见的大变局里,那位无法左右自己的小人物。庄士敦作为“洋遗民”,在写《紫禁城的黄昏》时喜欢为他辩解,尤其是对溥仪与日本的关系辩护得最多,有时是选择性失明,有时又揣着明白装糊涂,凡此种种,都被高伯雨逐一指出。

彭晓玲

自3岁被接进紫禁城,溥仪在几位太妃和生父生母身上从来没有感受到过“爱”,庄士敦是少数真正关心他的人之一。特别是当他发现溥仪近视后,极力说服端康太妃给溥仪配眼镜。而端康太妃此前宁愿溥仪看不清东西也不肯请外国医生的理由,则是“‘龙目’岂能随便让人看”。在给李经迈的一封万字长信中,庄士敦还说,与复辟机会相比,“我感兴趣的是看见逊帝成为一个智力健全身体健康的青年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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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898年,年轻的牛津大学硕士庄士敦,以见习生身份被派往中国时,肯定不会想到20年后,自己会成为中国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“洋帝师”。

多年来,该书中译本已有近十个之多,但近日首次推出的“掌故大家高伯雨译注本”,却以多达20%的“注疏”,成为最有看点和译者个人特色的版本。“高伯雨在评注以外加了很多疏,融入了很多自己的东西,都可以算他的一本著作了。加的很多译注也是有价值的。”文史作家、原北京燕山出版社总编辑赵珩说。

不过赵珩提醒,高伯雨主要在广东、香港地区生活,长期为报刊写文章,受孙中山影响比较大,思想有些激进,《紫禁城的黄昏》里有些注释倾向性也比较强,“用今天的话来说,就是有时有点‘标题党’”。

在高伯雨的译本中,包含了200多条译注,涉及的文献材料包括同时代的报刊、日记、溥仪回忆录等,补充了庄士敦作为外国人所不能见到的诸多历史隐秘关节,也对庄士敦的叙述加以点评和校正。

但庄士敦不仅是一位普通殖民官员,他对中国文化有浓厚兴趣,早在牛津大学读硕士时,就研究过东方古典文学和历史,到中国后走遍内地各省,会讲广东话、北京官话,会读中国古典诗词,对孔子也有研究。他甚至告诉溥仪堂弟溥佳,自从读了佛经后,他就觉得佛教比基督教教义高深,从此不再去教堂做礼拜。

庄士敦、婉容和婉容老师伊莎贝

《紫禁城的黄昏》和《我的前半生》中,都详细描写了两人第一次见面的经过。1919年3月4日,由大臣带领引见,他们在毓庆宫见面,采用接见外臣仪式,14岁的溥仪坐在宝座上,庄士敦向他三鞠躬,行君臣之礼,之后溥仪与他握手。片刻后,庄士敦重新被领进毓庆宫,这次轮到溥仪向他鞠一次躬,行拜师礼,两人的师生关系正式确立。

1919~1924年,由李鸿章之子李经迈引荐,苏格兰人庄士敦进入紫禁城,成为废帝溥仪的英文老师。这段时间,恰好也是中国从古老帝制走向民主共和的特殊时期,庄士敦见证了这个关键的历史转折点,并把自己的“帝师”经历写成《紫禁城的黄昏》一书,于1934年在伦敦出版。而他的学生溥仪写出自传《我的前半生》,已是30年后的事情了,写作过程中不少地方还参照了庄士敦的记录。

高伯雨译注的《紫禁城的黄昏》,其实是该书最早的中译本,出版于1964年12月,遗憾的是长期以来只有港版。

译注补充诸多历史隐秘关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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